| 先行者不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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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tangb 等级 0 楼 发表于 2004/8/23 1:26:14 编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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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视“守”的内涵，却一贯忽视“攻”的意义。“不敢为天下先”的古训使得 国民性中堕落猥琐的成分代代相传，至今未能完全根除。这种传统往往营造出对先行者 很不友好的保守氛围：当先行者们骑在马上冲锋陷阵之时，很多人却宁愿当看客、坐在 高处悠闲地吃点心，远远地观望这场恶战。一旦先行者们在冲杀时马失前蹄、重重跌落 马下，观战的便立刻来了精神，忍不住上来指指点点：“你看当初他就不该这么折腾……这 下栽了吧？”于是看客们又多了些□□□□的谈资，因为这世间又多了个供他们戏谑的对象。 看客们这般看笑话的心态，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的著名小说《药》。鲁迅用生动的笔触将观 看行刑的人们描写得木三分：“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 上提着。”这是种近乎麻木的市侩习气，自己碌碌无为，却偏要对别人的挫折幸灾乐祸。 就好比一个小孩，看到别人学走路摔了跤，立刻大加讥讽：“嘿嘿，你终于摔了！瞧瞧我 多好，就待在襁褓里，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个人要是沾染了这种肤浅到家的市侩习 气，一辈子都别想有什么作为。 做事后诸葛亮是最容易的，因为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手指比比划划，嘴唇上下翻飞， 尽兴发一通感慨便是。最难的却是在风口浪尖做出准确判断和明智决策，因为掌舵者要 对全船的人承担巨大责任，在狂风险浪中找到正确的航向，没有过人的胆识必然无法做 到这些。身处重要历史关口的改革先行者是什么境界？今天的我们翻看前人用生命书写 的历史，又有几人能真切地体会到？ 中国历史上不乏伟大的先行者，也正因为他们走在别人的前面，所以不容易为同时代的 人们所理解，有时甚至遭到来自背后的打击和围剿。先行者是伟大的，但伟大的人未必 有美好的结局，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这几位古代改革家的结局都不那么美好。商鞅的 改革触犯了秦国旧贵族的利益，于是他晚年受到□□迫害，被残忍地车裂。王安石的改 革解决了一些旧的□□问题，却产生了大量新的□□问题，在失去宋神宗的信任后他只 能选择黯然引退。相比之下，张居正的结局要好得多：在他稳坐内阁首辅大位、执掌朝 政之时，改革按照他的预想一步步顺利推进，而他的遭遇和改革的半途而废都发生在他 去世之后。两只眼睛一闭，便不需要去看什么、去想什么了，功过就由后人评说吧。 张居正也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至少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这点要比任何一个事 后诸葛亮都强。在明帝国历经正德、嘉靖年间空耗之后，他敢于站出来主持局面、收拾 衰败的国家和混乱的朝政，就已经难能可贵了。物理学上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有一个 重要推论：孤立系统中的自发过程倾向于使体系的混乱程度增加。而要减少体系的混乱 程度，就要有外力做功。仔细想来，这个推论竟然也很适用于概括□□的运行规律。社 会运行中的自发过程倾向于混乱和无序，要想维持必要的秩序，就必须有来自政权的强 大力量。张居正恰恰利用手中的大权，做了些非常有意义的大事。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就是全面清丈土地和调整税赋。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 顿减”是财政恶化的根本原因。于是在1578年，他主持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 漏税的田产。从前隐瞒土地数量的豪强地主，由此摘掉了“免税大户”的帽子，既得利益 集团成为了中央财政的重要征收对象，这倒确实使得中央财政收支大为改善。然而，就 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消化系统疾病非常不适时宜地夺去了张居 正的生命。对一个满怀抱负、精力旺盛的□□家来说，54岁就离开这个世界实在太早了 些。更糟糕的是，由于政敌的反扑，仅仅两年之后，张居正本人和他推行的改革都被全 盘否定，这实在是历史之大不幸。万历朝的大有为时期以张居正的离去而结束，其后便 是延续几十年无比黑暗的年代。 关公因败走麦城，被孙权捉住砍了脑袋，但后人不但不把他看作一个失败的武夫，还将 他奉为“武圣”。同样的道理放在张居正的身上也应当适用，即便作为一个没有成功的先 行者，他亦足以名垂千古。一个人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实在显得微不足道，大丈夫只 要得以一展身手，无论成功与否，总比躺在炕上看闲书、什么都不做要强得多。张居正 离世后，继任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倒是如履薄冰地捱了几年，生怕放开手脚做事会被指责 为“张居正第二”。即便这样，数年之后迫于各方压力他还是不得不辞职引退，回到乡里 过寓公的生活。这时候申时行反倒后悔了，他感慨在内阁首辅的位子上没有充分发挥自 己的影响力，错过了再造明君的良机。然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万历皇帝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开始玩世不恭，一个王朝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下去。有所 作为可能会导致犯错，可是无所作为的后果很可能更严重、更恶劣。这就好比一支部队 被敌人重重围困，指挥官率众突围可能会失败，但只要进攻组织得当，总还有冲出包围 的可能性；可要是什么都不做，那就只有束手就擒、做以待毙了。尽管改革功败垂成， 但张居正至少努力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而且真地差一点就成功了。如果他再多活十 年，改革的结局也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难道无所作为的申时行难道就比他更接近成功 吗？连申时行自己都不这么认为。 后世的某些看客对张居正有几分不屑，说他不自量力地一意孤行，以致树敌太多，不够 圆滑老到。可是，他至少没有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腐烂下去而无动于衷，他想改变很 多，而且努力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不打倒顽固的保守派，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他的 改革能推行下去吗？张居正冒着极大的□□风险去做一件正确的事情，竟然遭到这些看 客的耻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张居正的□□远见岂是市侩这个层次能领悟的？按照看 客们的观点，“识时务者”就应该全盘接受《资治通鉴》里那套明哲保身的哲学，从不过问 大是大非，像《红楼梦》中的薛宝钗那样“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不知三摇头”。按照他们 的哲学，张居正如果足够聪明，就应该当个圆滑的老好人，只要别人不威胁他的地位， 便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在内阁首辅的位子上他应该保护既得利益集团业已拥有 的一切，凡事萧规曹随，能不改就不改，能不变就不变，大不了在现行体制上做点无关 痛痒的小修小补，这样自己就不会触犯权贵，一辈子平平安安地享受高官厚禄，图个逍 遥自在。 这是一种浸入骨髓的冷漠，足以让每个良心尚未泯灭的人心寒。这样看待张居正，简直 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张居正甘于做个声色犬马之徒、只顾自己的逍遥自在， 那他根本不用做任何事情。隆庆皇帝的老师是块金字招牌，光是这笔巨大□□财富就足 够他吃一辈子了。他自可以对政府中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只要把皇帝哄开心就不必为 自己的地位担忧。如此混上二十几年，便可以退休回家过阔佬的快活日子。但若真是这 样，他就不是张居正了，只会和历史上无数昏官庸官一样默默无闻，在退场之后很快被 后人所遗忘。在他那个位子上，无为而治等于听凭朝政腐败、民不聊生、□□混乱。倘 若只知明哲保身、只在乎自己的高官厚禄，便成了万事不关心的“好人”。而事实上这样 的“好人”比恶人还要可恶——不是因为他偶尔做错了事，而恰恰因为他什么都不做，客观 上成了恶人最好的盟友。这种极端的明哲保身，等于逃避责任、谋杀良心，典型的例子 就是戈尔巴乔夫：当他的改革将苏联引向崩溃、叶利钦要撵他下台时，他在交涉中竟然 将党和国家置于不顾，谈到的都是高额退休金、别墅、卫队、专车这些与他个人享受相 关的东西。物质要求一得到满足，他便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这个不负责任的家伙搞垮了 自己的国家之后，竟然自称为世界和平做出巨大贡献，跑到国外去接受西方□□家的“赞 赏”，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可是张居正没有选择逃避，恰恰相反，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推行改革。可以说，他这样做 从一开始便没有退路：如果在改革途中被政敌击败，不但改革的成果将付诸东流，他自 己也会像前朝的范仲淹、王安石那样，失去自己业已享有的崇高地位，以他为首的改革 集团将在打击下分崩离析。正因为没有退路，所以他不能软弱、不能退缩，只能凭着一 股毅力一步步坚持下来。他把自己的名声、地位乃至身家性命都押了宝，谋划的却是国 家的未来，这样一位坦荡的大□□家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吗？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成语中不乏给先行者们的警示，如“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 烂”等等。当然，并不应该全盘否定明哲保身的意义。在实力和对手相差甚远的时候，过 早出手较量对自己不利，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保存自己、积蓄实力，看谁笑到最后。邓 小平和陈云要是没有躲过“文革”的大风大浪，也就不会有重出江湖的精彩了。明哲保身 是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当你无法改变一些事物时，不得不去学会接受 它，因为你是弱者。所以，明哲保身顶多算是城下之盟性质的权宜之计。如果你明明有 能力去改变很多事情，却无所作为、浪费了大好时机，那就是逃避责任，就是十二分的 愚蠢。可是看客们却喜欢把这种愚蠢说成是人生最高智慧，在他们看来，无所作为是最 安全最稳妥而且永远正确的万全之策。既然什么都没做过，便难得找出值得诟病的事 迹。于是看客们便有了矜夸的吹嘘的本钱：看看我，活得多么逍遥自在！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罗亭》中塑造了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形象：主人公罗亭才 华出众，口才一流，魅力超群，然而缺乏决心和毅力，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 子。所以罗亭只能投靠他人，依附不下去了就换棵大树，在不断改换门庭的境遇下耗尽 了大半生时光。尽管有着严重的性格缺陷，罗亭却不是个堕落的人，他痛恨自己的软弱 无能，痛恨自己不愿妥协又缺乏自立的勇气。小说的结尾是罗亭在1848年革命的巴黎巷 战中牺牲，应该说屠格涅夫为罗亭安排了一个不错的结局：他不甘庸碌而庸碌一生，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总算战胜了懦弱、为了理想勇敢一搏，让人性绽放出短暂而美丽的光 芒，也没有窝囊到家。罗亭尽管缺少决心和毅力，至少还有理想，至少还为自己感到羞 愧。而饱受明哲保身的庸俗哲学熏陶的看客们却不然，不以庸碌为耻，反以庸碌为荣。 鲁迅在《论苍蝇》这一名篇中说得非常精辟：“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 竟不过是苍蝇。”苍蝇固然完美，固然成功地保全了自己，却只能嗡嗡叫，做不了任何有 意义的事情。行尸走肉般的看客，便与这苍蝇无异。 虽说“枪打出头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要做被人打的鸟呢？被人 当鸟的都是弱者，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自己变成强者呢？有本事就应当在实力和气势 上彻底压倒对手，就应当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磕头求饶才是。张居正当年就是这么做 的：谁敢反对他，他就动用言官集团（古代□□□）调查、弹劾这些家伙。再加上反对 张居正税赋改革的官员很多有经济问题，（明朝中叶以来朝政混乱多年，找几个不贪污 腐败的官员反倒不那么容易）想收拾他们也不太难。张居正拥有太后的礼遇和司礼监宦 官集团的支持，朝中要员多是他的盟友和门生，再加上军队系统的戚继光、谭纶，形成 了一张巨大的权力网，足以让用心险恶的政敌们如芒在背、寝食不安。没有人能控制自 己死后的□□形势，就连毛主席也不例外。尽管在伟大的张居正死后，被打倒的行尸走 肉纷纷还魂，但张居正毕竟在生前没吃什么亏，就这一点而言他还是很成功的。正如伟 大的思想家韩非所说：不恃人不吾叛也，而恃吾不可叛也——这才是做强者的哲学！ 张居正是智者，他懂得如何巧妙地利用手中的权柄击退□□势力的挑战，将他的政敌一 个个打得狼狈不堪、落荒而逃。但比过人的智慧更可贵的是他的勇气，并不是每个智者 都能成为他这样的勇者。 在此不妨谈谈一位有趣的人物——邹元标。前面谈到，反对张居正的人很多都是有经济问 题的腐败官员，但邹元标却是个例外。他反对张居正倒不是因为缺德，而恰恰因为仁义 忠孝的儒家经典读得太多，有些食古不化。公元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不幸去世，按照 儒家道德规范，政府官员应当停止履行职务、回家守丧三年。在万历朝的特殊形势下， 道德问题最后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问题，张居正的政敌纷纷上书，请皇帝“开恩”让 张居正回家对父亲尽最后的义务，其实是想逼迫张居正下台。对于正担任内阁首辅、大 刀阔斧推行改革的张居正来说，这自然无法接受——我辞职回家，谁来当“总设计师”？尚 未成年的万历皇帝也离不开顶梁柱，为了维持中央政府的稳定运作，皇帝宣布对张居正 “夺情”——不用服丧了，做好本职工作比什么都重要。此时新科进士邹元标却愤然上书， 称张居正是衣冠禽兽。张居正终于动了肝火，以暴力手段镇压了这次上书：邹元标被八 十廷杖打断了腿，发配贵州边疆。 张居正死后，大难不死的邹元标被当作“被张居正迫害的典型”召回京城、重任官职。但 因为他和当朝主流政见不合，两年后便被贬官外地。待到他晚年回京任左都御史（监察 部副部长）时，已俨然是东林党德高望重的领袖。目睹朝政腐败、国势衰落的景象，再 回想万历初年励精图治的情景，他不禁感慨万千，说出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江陵功在社 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邹元标此言，饱含着对 自己年轻时鲁莽行为的反省。一个遭受诸多磨难的人，艰难地柱着拐杖上朝，却要为下 令打断他腿的张居正平反、还他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又是何等地难得？张居正的人格 魅力也恰在于此，一个真正的男人，让他曾经的对手都不得不佩服。 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缺少事后诸葛亮，难得的却是张居正这样敢于承担责任、敢于为 国为民做大事的栋梁之材。国家之所以还有希望，不是因为人人精通无为主义基础上的 明哲保身，冷漠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可悲；国家之所以还有希望，恰恰是因为我们中间 还有像李云龙和赵刚那样有理想、有血性的人，敢于在关键时刻“亮剑”。这样的人，才 有资格创造历史。 麦克阿瑟将军的退职演说中有句感人的名言：“老兵们不会死，他们只会慢慢消逝。 （old soldiers won’t die, they just fade away）”一个先行者从马上坠落，他的精 神却激励着更多的人骑上战马奋勇冲杀。他本人可以被摧毁，但他的精神却成为永恒， 他的事迹将成为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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