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人杂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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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小哥哥 等级 0 楼 发表于 2004/8/18 19:03:03 编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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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文化处必有文人。而文人又有多种，从清高到庸俗，从豁达到猥 琐，从忠厚到阴险，从苏轼到秦桧，不一而足。平庸者总是容易被遗忘，能够让后人深 深铭记的文人，多是些有个性的人物，或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 范仲淹、王安石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家的色彩甚于文人。宋代重文轻武， 要害部门多由文人执掌，西方国家所鼓吹的“文人治军”，早在北宋便得以实现。因此， 文人肩负的□□责任比前朝重了许多。范仲淹曾镇守西北边境，在协调军地关系方面颇 有建树，使原本松弛的边防工作面貌一新。西夏人敬畏地称他“胸中自有甲兵十万”，不 敢轻易进犯。范仲淹后来进入中央政府，在参知政事（副宰相）的位子上推行改革。但 因为阻力太大，改革不久流产，范仲淹被降职打发到外地，这才有了著名的《岳阳楼 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改革虽 归失败，但此文却名满天下，以致后人们把范仲淹看作伟大而高尚的先行者，而不是一 个失败的□□人物。当年击败他的对手，今日反倒鲜为人知。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失之东 隅，收之桑榆”吧！王安石也许没这么幸运了，他的改革声势更大，可是麻烦显然也更 大，再加之他本人的一些失策，最后落得一个惨败。不过北宋的□□迫害倒还不是特别 严重，不像后来的某些时代非把人整死不可，王安石仍然得以在远离□□中心的地方养 老，不时发一通感慨：“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胸中有抱负却不得施展， 理想与现实□□的严重冲突，是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这一代有□□责任感的文人共同 的遗憾。 与宋代的□□文人相比，韩愈身上文学之士的色彩更浓厚一些，可谓“宗师文人”。著名 的《师说》中一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便足以影响后世。当然，在朝为官的韩愈 也不可能彻底与□□绝缘，韩愈曾经上书唐宪宗谏迎佛骨，差点被砍了头，在朝中各位 好友的积极营救下总算保住性命，这倒也是理想主义者的做派。不过韩愈并非不食人间 烟火，他的个人生活更体现出文人丰富而复杂的内涵。韩愈早年清贫，在京城游学时一 度吃饭都成问题，后来虽然做了官，但收入仍然有限，有时甚至不够社交活动的开销。 他又比较爱护名声，靠贪污腐败来敛财会陪掉一世英名，太不划算。但韩愈先生很聪 明，当他在文化界崭露头角、成为一代文学领军人物之后，便找到了方便快捷的生财之 道——写墓志铭。韩愈文名日盛，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写墓志铭，并提供数额巨大的 “润笔”，即稿费。韩愈则来者不拒，收费高昂亦心安理得，后来竟因此跻身首都长安的 高收入阶层。后世有人感慨：韩愈如果不写那些墓志铭，形象应该更加伟岸。可我倒觉 得，这样的韩愈更像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情的人，人家早年穷怕了，对稳定收入的期待完 全可以理解。何况君子爱财亦取之有道，韩公又没去偷、没去抢，高额稿费也算劳动所 得；不像那鼓吹“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学先生朱熹，公众场合自我标榜正人君子，背地 里却寻花问柳、恣意风流。真实的韩愈总比虚伪的朱熹可爱得多。 最让人敬佩的莫过于生就一副侠肝义胆的“战略文人”。投笔从戎的班超，身上最不缺的 便是□□和血性。尽管中庸之道将中国人的□□和血性打磨掉了多半，好在这种勇猛奋 进的基因并未从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中消失。毕竟还有些文人能够跳出“寻章摘句老雕 虫”的圈子，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南宋的虞允文便是典型的例子：完颜 亮率金兵南侵时，虞允文奉南宋政府命令、以中书舍人（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负责人） 的身份劳军。当他到达长江南岸的采石，发现只有成群的残兵败将歇在江边，新的主 帅李显忠尚未到任，可是金兵已完成集结、即将开始渡江。虞允文认为此时责任重于个 人得失，于是在没有请示上级的情况下擅自下令集结部队组织防御，声称一切后果由他 个人承担。军人们一看到有了主心骨，立刻振奋起来——这就是责任感赋予人的力量。事 实证明虞允文做了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因为金兵很快开始渡江，等到主帅赶到再组织防 御根本来不及。虞允文初上战场就组织水陆协同作战，运气出奇地好，将完颜亮的军队 打得大败，南宋政权因此得以稳固。老将刘琦见到虞允文时激动不已：“朝廷养兵三十 年，今日大功乃出儒生，吾辈愧死矣！”虞允文因此大功一路高升，最后做到宰相，朝廷 的军务大都由他经手。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虞允文对此的深刻领悟使他成为南宋最出名的历史人物之一。 尽管明朝□□极其昏庸，却真出了几个另类的战略文人。民族英雄于谦其实是以文起家 的，他早年担任监察御史，工作职责是以行文汇报政府官员们的不检点行为。不过他的 官样文章写得十分慷慨激昂，给朝廷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使得他后来得以调入中央，出 入朝堂。土木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抓走，在首都北京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不 得已继任皇帝主持局势。翰林院侍讲徐珵鼓吹中央政府南迁，遭到于谦怒斥：“难道没看 到宋朝南迁的下场吗？” 于谦的斗志给在场的政府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大家向朱 祁钰建议，让斗志昂扬却没从打过仗的于谦当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组织北京防务。 尽管有些学非所用，于谦照样干得风风火火。在中央精锐部队已全军覆灭的情况下，他 主持重新整编和训练北京的军队。待到瓦剌大军抵达北京城下，文士于谦竟然穿上铠 甲、骑着战马带兵出城列阵，城门在他身后缓缓关闭，剩下的只有背水一战。于谦的运 气也极好，在他的感召下明军拼死杀敌，当日把瓦剌军打得大败，总算保住了北京城。 一介文人能有如此作为，可算极品了。于谦留下的文学作品不多，能让人们记住的大概 就是这首《石灰吟》了：“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 白在人间。”尽管韵脚不是那么完美，但意境相当不错。 王守仁（王阳明）是一流的哲学家，其“心学”独成一体，成为中国哲学史中不可错过的 精彩篇章。王守仁虽然满腹经纶，却不似道学先生，官场的多年历练使他练就了一流的 韬略。王守仁一生中最出彩的事情便是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想当皇帝的朱宸濠在南昌 起兵六万，攻克九江、南康，准备进攻安庆。此时恰好在江西的王守仁就地组织平叛部 队，在十天时间内武装了8万大军。他故意避开朱宸濠主力的锋芒，率军直扑南昌，一举 端掉叛军老巢。宁王回军相救，又在鄱阳湖上被王守仁击败，朱宸濠本人被生擒。这场 声势浩大的叛乱仅35天就被平定，宁王被擒时，中央军还没来得及到达南昌。王守仁这 个地方官立下平叛大功，让中央军的将领心中不太自在，于是他们特地“邀请”王守仁到 军中观看操练，其间一再请他射箭，意在以文人的出丑换得他们病态的心理平衡。可是 这回他们失算了：自幼习武的王守仁掂弓搭箭三发三中，在场的军士欢声雷动，中央军 将领大为惊骇，此后再不敢上门找王守仁的麻烦。 后来的抗倭英雄谭纶就更有意思了。谭纶自幼饱读诗书，本是进士出身，可是这位战略 文人偏偏喜欢带兵打仗。明朝中期倭寇为患，谭纶在台州知府任上，不光亲自招募士兵 组建部队，还教以荆楚剑法及方圆行阵，整日练兵不亦乐乎。历史上，文官领军往往只 是制订方略，执行具体作战任务是下属军官们的事情，而谭纶显然是个例外：此君特别 喜欢亲率劲旅冲锋陷阵，曾在战斗中与倭寇肉搏、亲手斩杀数人，弄得浑身是血。谭纶 在军中30余年，其间与戚继光密切配合、指挥了大量平倭战役，待到将倭寇扫荡出东南 沿海，他又开始主持北方边境的防务，把长城修得有板有眼。最后他官至兵部尚书、太 子太保，卒于任上。一介书生以文登科，却以武名世，堪称传奇。 谭纶是军事素养非常过硬的文人，而他的老搭档戚继光则是文化素养十分深厚的军人。 出身军人世家的戚继光在带兵打仗之余，竟然没有忘记与朝中的文学之士以诗词相和， 多年之后厚积薄发，还出了一本诗集。他的诗词藻并不华丽，但朴实中透出真挚的感 情，如《马上作》一篇：“南北驱弛报主情，江畔花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 都是横戈 马上行”。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军人文化素养普遍极低，戚继光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提 到，北方的军官们 “自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在这样的情况下，戚继光的文化 素养倒是极为罕见和难得。 如果能够多一些王守仁这般“端坐可论道、骑马能打仗”的文武全才，中国的历史定会更 为精彩。遗憾的是，这样文人实在太少。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扭曲使得很多文人患上 了严重的软骨病，在丧失了胆识和骨气之后沦为“谄媚文人”。历代官方史书中，撰写史 书的官员总要对本朝先帝大加奉承，编造出皇帝出生之前和统治期间出现的种种“祥 瑞”，仙人托梦、麒麟现身、宅生灵芝，不一而足，总之要说明皇帝老子不是凡人，生来 就理所当然大富大贵。最让人鄙视的便是这种溜须拍马之辈，翻开史书看看：撺掇皇帝 “禅位”给“能臣”的文人，给失败政绩歌功颂德的文人，吹捧当权者粉饰太平的文人，简 直不计其数。北齐王朝的权臣和士开得了病，医生说非得喝大粪汤才能治好（难怪鲁迅 说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和士开自然很不痛快。此时却有个文人“勇敢”地走出来 说，大粪汤一点都不难喝，就让我先为大人您试药吧——于是将满满一碗大粪汤一饮而 尽，令和士开大为感动。北京故宫中有个戏园，遍布四壁的石刻碑文是当朝各位重臣给 慈禧太后敬上的祝寿诗，把“功德无量”“匡扶社稷”的慈禧捧上了天。谄媚文人的种种丑 行兽行，皆围绕一个“利”字。当年梁启超曾痛骂这种奴性：“依赖之外无思想，谄媚之外 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梁公这几句话倒真的很贴切，即使放在今 天也很有现实意义。2001年，横行沈阳多年、血债累累的刘涌黑□□团伙终于被消灭， 辽宁省高等法院却因不可告人的原因，改判身负多起命案的头目刘涌死缓，全国舆论立 刻声讨司法系统的黑暗。此时被收买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却跳出来声称：“刘 涌改判是为了保障人权”，为恶贯满盈的禽兽张目。这番“高论”如同汽油一般浇在舆论愤 怒的火焰上，使最高人民法院在公众压力下不得不重新审核刘涌一案，最终将其判处死 刑。一度招摇风光的陈兴良立刻销声匿迹，卑劣的本性暴露无遗：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观 点正确得无懈可击，为什么不敢站出来捍卫它？可见“陈教兽”本人也知道自己是虚伪 的，根本不堪一击。这位行为猥琐的当代“法学专家”与喝大粪汤的家伙实在别无二致。 很多文人不光患软骨病，肚量也不大，可谓“狭隘文人”。唐朝大将李晟与德宗时的宰相 张延赏不和，遭到张延赏的多方构陷。李晟是平定朱泚叛乱的大功臣，皇帝还没有糊涂 到把他一脚踢开的程度，于是出面令二人和解，张延赏却始终不能释怀。李晟非常感 慨：“武夫性直，释怨于杯酒间，则不复存胸中矣；非如文士难犯，外虽和解，内蓄憾如 故。”这句话实在太经典了。很不幸的是，中国历史上“文人相轻”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都 觉得自己有本事，看不起同仁，更不屑于妥协。宋代的李纲和张浚都是抗金派，而张浚 偏偏看不惯李纲，屡次弹劾位居宰相的李纲，使其无法正常主持工作、最后迫于压力离 职。张浚此举的直接后果是靖康之难以后重建的中央政府很快陷入混乱，客观上为金兵 南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尽管张浚后来为抗金立下很多功劳，但在李纲背后踢一脚的做派 实在是他人生中一大败笔。如果把搞内讧的本事都用来外御强敌，完全有可能赢得一个 对南宋更为有利的战局。 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客观地说，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可是现实中能真 正做到这点的倒未必有多少人。纵然是饱读诗书的文人，也不见得宅心仁厚。有些甚至 在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把自己多年遭受的痛苦变本加厉地转嫁到别人身上。这一点在 明末浙党、昆党、东林党的相互倾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各派恨不得将口舌化为飞镖， 将笔端化为矛尖，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明末党争大大削弱了政府的行政能力，使得 一些要害部门一度处于无法运作的状态。浙党为了打败东林党，竟然不惜与大宦官魏忠 贤的阉党结盟、与恶魔积极开展合作……狭隘文人们走到极端，将小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国 家利益之上，后果便可想而知了。文人相轻，文人相害，其恶之甚，可见一端。像王守 仁这样从容淡定的文人其实是少数，而得志便猖狂者却代代不绝。开国上将许世友在“文 革”期间任□□局委员，非常看不惯张春桥的嘴脸，他为张所做的打油诗深入刻画了狭隘 文人的本质： “戴眼镜，夹皮包；会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 历史发展到当代，文人们又多了些新称号，叫做“文化界人士”，“知识分子”。如今另有 一类文人，喜欢将“人权”，“博爱”，“伦理”等时髦字眼挂在嘴边，不时引用西方哲人的 名言佐证自己的思想是多么地先进。这些人的言论不时见诸报端，他们把无数先烈用生 命书写的中国近现代史描绘成悲惨世界，把革命说成是无谓的牺牲和闹剧，好像只有他 们自己才能给中国□□指出一条“人性光辉铺就的康庄大道”。此类文人惯于悲天悯人， 不妨称其为“悲悯文人”吧，他们比谄媚文人和狭隘文人总要稍好一些，能够少一点奴性 和神经质，还能做出一番期待□□改良的姿态来；但就本质而言，他们的软骨病依然非 常严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代表作《毁灭》对人性的刻画堪称经典，这部小说塑造了一 个生动鲜活的知识分子形象密契克。这个读书人自命不凡，论调总是慷慨激昂，把自己 看得无比高尚纯洁，看不上游击队里工人和农民出身的战友。可是当远东游击队与日本 干涉军遭遇、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第一个脱离队伍、跑得无影无踪。密契克的 理想主义是虚伪的，因为他缺乏为理想献身的斗志。今日比比皆是的悲悯文人简直就是 他的翻版，动辄抛出“自由民主人权 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论调，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然 而，您可曾见过这些以笔墨见长的悲悯文人为改造□□做出些实实在在的努力？他们在 权贵面前恐怕又是另一幅嘴脸了。永远不要指望他们能够骑上战马冲锋陷阵，这些悲悯 文人多半听见枪声就腿软。他们整日谈论的“自由民主人权”无非是种华丽的装饰品，与 衣服上的蕾丝花边无异，唯一的作用就是彰显他们的虚伪的道德优越感。 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时，特别提出要控制党员成分的比例：知识分子的比例不能过 高，要大力发展工人、农民和士兵入党。这绝不是简单的拍脑袋决策，而有着非常重大 的意义。列宁本人从喀山大学法律系毕业，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待过很长时间，所以十 分了解知识分子的特性。党内不能没有知识分子，不然就没有智囊和理论家；可是如果 党内全都是知识分子，也会坏事。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书卷气太浓，观念与劳动人民有 一定距离。他们缺少行动力和□□经验，更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这些特点与布尔什 维克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任务不相适应。所以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大量发展产 业工人和军人作为基层骨干力量，其重大意义在十月革命后充分体现出来。这些党员干 部长期生活在□□下层，知道平民百姓最关注什么；一旦接管地方政权，便立刻解决民 众生存紧密相关的问题，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秩序。老百姓连面包都吃不上的 时候，跟他们谈什么代议制、责任内阁，岂不是空中楼阁？人家连生计都成问题，哪有 心情听你讲大道理？所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号也设计得非常简单：“给农民土地，给工人 面包”。简则简矣，最实在的却莫过于此；最简单的东西，有时却是最为奏效的。孟什维 克和□□革命党就没这么聪明了，十月革命以前他们基本是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打 转；骨干人员倒是谈锋甚健，却不知道维持□□秩序最需要的是什么，即便暂时在一地 得势，也很难让政权有效运作起来。后来他们也要搞武装斗争，在关键时刻却得不到工 人农民和士兵的支持，因此始终不成气候。□□革命党无奈之下只能拉拢些沙皇时代的 旧军官，仓促组建武装力量，可是和布尔什维克的红军一交手便立刻作鸟兽散。中国有 句古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用来形容这些家伙是多么的贴切！ 封建制度被终结后，人们的思想终于从“圣人”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得以 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事物。□□在不断发展，接受良好教育终于不再是上层人士的专 利，国民文化素养的迅速提高和网络媒体的发展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舆论建设中来。 “众口一词”终于成为了历史，应该说这是重大的□□进步。城市的夜空看不到几颗明亮 的星，是因为背景光太强。今天的文化领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兴盛，你若有些 有趣的想法，便可以在各大网站的论坛上随手发帖，立刻就可以让全国人民看到——这在 从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可是，如此兴盛的文化领域中却看不到像王守仁和鲁迅那样耀 眼的星辰，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太寂寞，还是因为背景光真地太强，以致无法凸显他们 的优秀和伟大？但不管怎么说，随着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得以脱胎换骨、进一步获得 发展，文人们的故事还将继续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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